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继续百度:龚国彦,浙江人,系戴笠所办杭州特训班毕业的特务,
杨虎城
杨虎城戴一向认为他忠实可靠。他外表较李对人温和,而实际上同李一样毒辣阴险。张静甫,河北人,系戴笠所办湖南临澧特训班毕业的特务,曾学过几年医,但没有什么临床经验,什么病也看不好。杨夫妇有病,经常请息烽军统特训班医官去诊治,偶尔也请过几回中医。约在一九四四年前后,杨夫人病情有了好转,才准许杨搬回新洞自建的屋内,与她同居。
戴笠对看守杨的工作,除了前面所谈的警卫布置外,还特别叮嘱军统息烽监狱主任周养浩经常去看看。周是戴的小同乡,也是一个非常凶狠残暴的特务头目。戴很信任周,因周管理息烽监狱那一整套的严密管制犯人的办法,很为戴笠所称赞。虽然看守杨的特务队是直接受军统司法处和特务总队所领导,但也要受周的监督,因为多一层关系,可以更好地防止日久发生意外问题。周经常去陪杨打小麻将消遣,每次总有龚国彦在场。杨因心情不畅,每打必输。
虽然有了这些严密布置,但戴笠还怕不妥,便连息烽县长的职位也抓了过来,先后介绍军统特务邓匡元、徐羽仪、陈国桢去当县长。这样一来,所有地方组织一起掌握在军统特务手中,共同配合看守杨。当时军统在息烽有特训班、监狱、仓库,加上看守杨的特务队、宪兵、电台和电机制造所等。如果县长不是军统人员,让别人充当县长,恐怕连县政府大门都会被这些凶神恶煞的特务们拆掉。当时,不要说住在这些特务机关附近的老百姓叫苦连天,有冤无处诉,只能眼看这些腰上插着**的特务横行霸道无所不为;甚至连经过息烽的汽车司机都要提心吊胆捏着一把汗。只要特务们一招手汽车就得赶快停下来。停慢了,就会听到“叭”的一声**响了。再不识相,第二下就会使挡风玻璃穿一个洞。
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息烽后,杨夫妇,公子听了都高兴得跳了起来。但杨一想到他自己原来抱着满腔爱国热忱,从欧洲赶回共赴国难,不但没有在抗战中做过一点工作,反而被囚禁了八年,真使他悲愤万分。这时他认为蒋介石会释放他。可是又怕蒋在胜利后忘记了他仍被囚禁在这荒山深谷,几次动笔想写信给蒋和于右任,希望不要忘了他,早点把他释放出去。他为了要求蒋抗日,不再打内战而扣留蒋半个月。而结果被蒋囚禁了八年,总以为宿怨可以消除了。他把信写好又撕毁,一直希望蒋能自动释放他。他每天盼望,一直望到一九四六年夏天,军统把在息烽的单位全部结束,迁并到重庆,才决定把他也迁到重庆继续囚禁。当杨听说要回重庆,真有说不尽的快乐和希望。可是一到重庆,又把他囚禁到歌乐山下面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杨家山的一座平房内。杨此时希望完全破灭,终日长吁短叹。杨夫人更加气愤,经常责骂蒋介石太没心肝,特务不是人。杨知道这样会更惹祸,时常劝阻,经过八年的折磨,杨夫人的身体越来越坏。特务们因为恨她,病了不但不医治,反而借故刺激她。到了一九四七年,她便含着满腔愤恨,与世长辞了。杨悲愤异常,终日抱着幼女,老泪纵横,饮食锐减。他原来声音非常洪亮,每次饮酒划拳,声震山谷。这时声音变得低沉,身体也消瘦下来。这些情况传到蒋介石耳内时,他总是得意地一笑。
一九四九年九月六日,杨将军和他的幼子、幼女,他的秘书宋绮云夫妇和幼子,在蒋介石亲自策划下,全部被惨杀于重庆歌乐山半山坡上的戴公祠。
事后毛人凤向军统机关任总务处长谈到此事时说:“老头子(蒋介石)对于这件事干得如此干净利落,很感满意。”这个暴君,在逃离大陆以前,他还念念不忘报西安半月之仇。在满足了他十多年来杀杨的宿愿之后,才带着悲喜交集的心情离开了重庆。他高兴的是宿仇已报,悲的是从此一去永不能再回来了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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